元至正十一年,也就是公元1351年,统治中国的蒙元政权出现了末日迹象。
因为他们的民族压迫政策已经把中国这个大气球压到爆炸临界点。
在蒙元帝国,上等人是蒙古人,下等人是汉族人。在这个帝国里,蒙古人享有各种特权,可以随意欺压剥削汉人。法律规定,汉人被蒙古人打,不得还手,蒙古人把汉人打死只需赔条驴钱。蒙元帝国对汉人实行户保制,十户百户一保,保长必须是蒙古人,一个蒙古户长管理百户汉族家庭,在这个村子里,汉族村民要把好吃好喝的拿去孝敬管理他们的蒙古人。甚至还有“汉族新娘初夜权须奉献给蒙古户保长”一说。
蒙元王朝自元世祖忽必烈到元顺帝妥懽帖睦尔,一共传了十一个皇帝。到了1351年元顺帝统治的这般时候,不仅政治腐败透顶,民族压迫日重,而且还突然传出一个让汉族人崩溃的“新政”——蒙元权臣伯颜扬言“要杀绝张、王、刘、李、赵五姓汉人”,永久解决掉汉人的反抗能力。这个绝望的消息很快传遍大江南北,北南汉人都禁不住骚动起来,群情激愤。但是羊无头不走,雁无头不飞,他们需要一个带头人,率领他们起来自救。
天生具有“煽动能力”的韩山童出现了。史料记载,韩山童是栾城人,现在的栾城是个县,隶属石家庄市。也就是说,韩山童是个河北农民。韩山童的爷爷是个教书先生,擅长布道传教,受爷爷熏染,韩山童略通文墨,且敢作敢为。目睹蒙元暴政,他立志造反。以传统的传教形式酝酿起义,他将三大宗教:本土白莲教、弥勒教与波斯舶来的摩尼教(汉语译为“明教”)整合一处,成为红巾军主要教义。
韩山童以教主的身份宣称:只要弥勒下生,明王出世,汉族百姓就可以翻身。
虽然韩山童的“煽动”能力很强,对陷入绝境中的广大汉族农民吸引力很大,但是说归说,做归做,从“煽动”到“扯旗造反”,尚有鸿沟。
河北人韩山童直到遇到安徽人刘福通之后,干大事的想法才化为行动。刘福通,颍州人,今属安徽阜阳。刘福通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,是个富家子弟,在元朝担任小吏,比一般汉人混得好。但他没有满足现状,而是胸怀大志。他对蒙古人的民族压迫现实非常不满,于是主动去职,寻求同志一道反元干大事。韩山童在传教途中结识了刘福通,就像思想家遇到军事家,立刻产生了化学反应。他与刘福通一拍即合,把思想化为行动。
元朝末年,中国母亲河再闹水患。于是政府督导的黄河治水工程正式开始,工程的重点是在黄陵岗开凿白茅新河——自黄陵岗南到白茅口,西到阳青村,开河二百八十里,以把黄河勒回故道。整个工程于公元1351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开始,七月间凿成河道,八月间决水入渠,九月间通行舟楫。《元史•河渠志》中对此有一段评价:“是役也,朝廷不惜重费,不吝高爵,为民辟害。脱脱能体上意,不惮焦劳,不恤浮议,为国拯民。鲁能竭其心思智计之巧,乘其精神胆气之壮,不惜劬瘁,不畏讥评,以报君相知人之明。”说这项大工程,在当时是相当了不起的整治水害水利工程,一旦建成,功在千秋。然而,正是这项了不起的工程,耗费大量民力,强征民工15万,劳民伤财,雪上加霜,从而奏响了元末天下大乱的序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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